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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P主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[郭生祥]

2011年06月01日

   完全可以说1997年的经济政策是诞生GDP主义的始作俑者,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、劳动保护、教育公平、农民工权利等方面,表现在投资和出口占比越来越大,而消费占比越来越小,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政策的形成。但在GDP挂钩官职的刺激下,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。

  没有社会政策,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,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更难上升变成中产。换句话说,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。一些人认为,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。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,基本如此。相反,从中产阶级的角度看,这十年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,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。确切地说,是中产阶级退出,贫困阶层加剧的时期。

  试问在“孩奴”、“房奴”、“医奴”遍地的情况下,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?

  1997年时候,实行的抓大放小、地税与国税分离,使国有企业大幅度扩张,既摆脱了社会包袱,又加强了资本集聚,更加垄断,国企大力排挤就业,国企中产生了少部分中产阶级,在他们周围的部分人和企业又利用信息对称的优势,影响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。

  这样就给社会造就了一个不好局面。第一,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,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。没有中产阶级,哪来消费社会?没有消费社会,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?第二,社会基础不稳定,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。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,穷人对富人的互相仇恨。在缺少基本社会正义的情况下,暴力行为也很容易发生。

  说到底,改革不是改不改的问题,而是改了没有兼顾公平,却制造了不公平。所谓价值之战,就是用公平来衡量经济发展,用社会建设提高经济建设的素质和水平,用普世价值来充实经济带给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。

  GDP增速到底多少为宜?在1998—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,美国GDP增速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%。但是在美国,4%的GDP增速给社会带来的消费程度、欣欣向荣的程度比中国8%、10%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还要高。

  为什么会这样?由于中国许多资产被国家所拥有,或者没有界定好产权,前者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,后者使之失去市场流动性,比如农民集体土地长期不得流转,大大减少了家庭财产性收入。

  相比起来,美国几乎都是私人资产,而且政策对于所有产权都给予明确界定。流动性没有任何制度上的障碍,而不断实行的赤字财政和货币低利率,加上华尔街上高杠杆的信用倍数,不断推高资产价格。

  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是GDP增速的3倍左右。也就是说,随着GDP按3%—4%的速度增长,人们的劳动收入也会按3%—4%的速度增长,其资产可能会按照9%—12%的速度升值,而且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。

 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,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.5亿名农民的纯收入;1996年时,相当于3.8亿名农民的纯收入,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.3亿名农民的纯收入。

  我们每年的GDP增速在8%以上,这是利用储蓄率过高,把各种要素资源拿来投入的结果,而且是国内要素低价,国际高价,其结果就是国内消费越来越被抑制,企业产能相对国内购买力越来越过剩。如果逐步提高国内要素的价格,增加国民收入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,即使GDP增速降2%—3%,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失业,陷入困境,从而减缓社会矛盾,这对于中国就是和谐发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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